第五是基层民营医疗机构生存困难，大多数因为政策不公平所致。比如有些地方规定助理执业医生在乡镇公立医院有处方权，但在民营医院没有；执业医生在公立卫生院可以执业三个科，在民营医院只能执业一个科；公立乡镇卫生院参与医共体后，可以全额纳入医保统筹，而民营医疗机构必须单独限定医保额度。

最后是将传统医疗纳入医保范围。充分挖掘各地民间偏方特技，允许从事传统医疗的医生在乡镇卫生院和村（社区）卫生室坐堂看诊，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推广二十四节气康复调养等管用的科学方法，普及治未病健康教育。

此外，乡镇卫生院精力分散，现在卫生院很大精力集中在公共卫生管理，负责填报大量市县卫生系统报表，而不是完成其主业——治病救人。建立医共体后，不是市县医院医疗资源下沉，而主要是通过卫生院收住病人后向上级医院转院，滋生“小病大看，小病大医”。

第三是乡村医疗卫生能力建设严重滞后。2017年开始，中央预算内资金不再安排支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项目建设，地方财力投入严重不足，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差距越来越大。乡村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总量不足，职称、学历、服务能力“三低”现象严重。乡村医疗机构条件差、收入低，基本留不住人。以重庆石柱县为例，该县乡村医疗卫生人员六百余人，高级职称占3%，中级职称16%，81%为初级职称。

青羊区草堂社区其次是优质医疗卫生机构和高层次医生越来越聚集城市，乡镇卫生院不但没有加强，反而不断合并、关闭。他所了解的数据是，2010年，全国乡镇卫生院3.8万家、村卫生室64.8万个。到2020年，分别减少了5.3%和6.0%。

曹清尧在《建议》中表示，首先要抓紧落实医共体的初衷，将市县优质医疗资源通过医共体下沉，要明确市县医院医生到乡镇卫生院坐诊时间，考核乡镇卫生院病床住院率，而不是考核和奖励乡镇卫生院收治转院。

第三要明确乡村医疗机构主业是治病救人和健康教育。减少乡村卫生机构统计报表等行政工作，90%以上人员和精力要坐堂看病，同时将保健养生文化传播和普及作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公共卫生服务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