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王修晓副教授从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视角，结合美国两家企业的案例提出，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做法是，企业先赚钱再去做社会责任。在数字时代，企业与利益相关方更多是一种共生状态。相较而言，西方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界限较为清楚，社会对企业家也相对更为包容。

在对话讨论环节，有专家提出，数字时代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越来越需要直面广大劳动人民的期待。房莉杰教授援引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教授“企业社会能力”概念认为，数字时代的企业家形象问题背后反映出企业需要一种社会能力，社会能力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关键性影响。在流量时代，社会对企业家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不能有损于社会、不能对员工苛刻、主动捐款捐物等。现在的社会则会要求企业去主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从企业角度来说，随着技术不断提升，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要不断地发掘并满足社会的需求。

和尚抱着小雪在禅寺的落地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孙晔博士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特点总结为三对矛盾：去中心化和中心化并存、及时性和持续性并存以及主动性和被动性并存。数字时代，人人都是媒体、万物皆媒，但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入到一个个圈层，圈层里面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实际上成了这个圈层的中心。数字媒体的实时反馈机制使得用户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一系列的操作参与到内容的生产互动中来，发表观点、进行评论。与此同时、互联网又是有记忆的，任何消息都会在互联网上留下足迹。最后，用户本身看似是主动参与到互联网互动当中，但背后受算法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农业大学陈龙副教授从企业与员工的角度出发，提出企业要学会与员工共享利益，这是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前提，也是数字时代营造良好企业家形象的基本要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孙晔博士认为，数字时代拉近了企业和消费者的距离，所以企业需要讲好企业家故事，而讲好企业家故事需要企业家人设统一、要真诚对待消费者并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同时还要考虑不同类型平台用户的异质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房莉杰教授认为，数字时代的网络舆情看似都是非理性的情绪表达，但背后有其理性分析的逻辑和基础。数字化社会使得流量逻辑重构了商业逻辑，从而也改变了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边界。原来我们一直讲企业要脱嵌，社会对企业的控制是比较小的。但在以数字化为工具、流量影响比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很大程度上要重新主动嵌入社会。从这个角度讲，企业可能需要的不是单个公关、灭火团队，而是看社会需要什么，长期主动地去打造符合社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导致消费者通常优先考虑企业和企业家的道德伦理。当下，一方面企业要平衡好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照顾到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共识下，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创造更加宽松健康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