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提灯验×”可能有着相同的维权困境：一方面，对多数人而言，打官司的时间成本、误工成本、交通成本等等，都是“不能承受之重”，甚至还可能产生不少“间接损失”。另一方面，还因为一些违法行为成本过低，而法律惩戒手段有限。一些维权方投入的各项成本加上消耗的公共资源，要远远超出败诉方成本。

大叔转生恶役大小姐需要厘清的是，涉事公司被罚，并不仅仅因为“提灯验车”，而是被查出有其他违法行为。此前的“提灯验房”事件，其实也是如此。房东被行拘系因拿砖块砸人，“依法依规处置”也是因其房屋存在违建。至于引发争议的“提灯定损”，则以“经教育后退还赔偿金”而告终。

能否由败诉方来承担维权方必要的维权成本？这一解题路径或许可以予以考虑。我国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也有专业人士指出，可以考虑将维权方所投入的必要成本纳入到赔偿范畴里，因不法者而被过度占用、滥用的司法资源等公共资源，也应该由有关违法行为人合理分摊。

现实生活中的不少纠纷，往往不会存在“提灯定损”之类的极端情节，但这些寻常普通的案件也常常很难引起舆论关注。如果再没有有关部门严格执法和司法，受害者很可能陷入维权无门的尴尬。从“提灯验房”到“提灯验车”，寻求法律的帮助为什么并不是当事人的首选？为什么维权者不拿起法律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