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刘定震介绍，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熊猫人工繁育，于本世纪初突破了大熊猫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育幼存活难等三大难题，种群得以快速增长。为保护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避免近亲繁殖，第一，我国建立了统一的大熊猫谱系，记录了每只圈养大熊猫的个体信息等基础数据；第二，每年组织专家对种群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雌雄个体间的亲缘系数，制定全国圈养大熊猫优化繁育年度配对方案；第三，建立全国一盘棋的繁育机制，促进各繁育机构的种源交流。经科学评估，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措施下，大熊猫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可长期维持。

6月2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开野生动物保护和国际合作成果发布会，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定震在发布会上就上述观点回应称，目前包括所有旅外大熊猫在内的圈养种群，如果存在近亲关系，都不允许配对繁殖。至于利用大熊猫开展基因实验等说法，他表示，大熊猫与人类基因组相似度只有60%多，用大熊猫开展针对人类的基因研究没有任何意义，属于伪科学命题。

掌心最近网上出现一些观点认为，大熊猫圈养存在近亲繁殖的风险；还有观点认为，大熊猫基因与人类基因具有较高同源性，因此旅外大熊猫存在被利用开展同源基因实验、打“基因战”的或者被克隆的风险。

针对网传认为大熊猫基因与人类基因具有较高同源性，因此旅外大熊猫存在被利用开展同源基因实验、打“基因战”的或者被克隆的风险，刘定震回应说，首先，从科学角度说，大熊猫与人类基因组相似度只有60%多，远低于人类与黑猩猩（约99%）、大猩猩（约98%）等类人猿，甚至比小鼠与人类的基因组相似度还低，用大熊猫开展针对人类的基因研究没有任何意义，属于伪科学命题。其次，境外合作机构对大熊猫开展研究，受到相关国际公约、动物伦理审查规定以及双方合作协议的严格约束。按照这些要求，任何合作方未经中方同意私自开展有关大熊猫科研活动，其研究成果得不到国际认可和保护，其行为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

刘定震解释说，所谓近亲繁殖，按照国际惯例，是指3代以内有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动物之间的繁殖。我国在制定优化繁育配对方案时，通过计算亲缘系数，排除掉3代以内有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的个体配对。因此，目前包括所有旅外大熊猫在内的圈养种群，如果存在近亲关系，都不允许配对繁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