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文，既是历史的使命，也是发展的需要。一个民族如果丢掉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就如同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就会失去文化主体性，失去文化自信的根基。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修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整理典籍，而且在于研究、利用典籍。从春秋时期孔子整理六经，到汉代郑玄遍注群经，再到清代乾嘉诸儒的考据训诂，时代不同，典籍整理的方式不尽相同；从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略的六分法，到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古人对传统典籍的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永乐大典》，明代人曾有“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的期待。过去，获取文献不易，许多大型文献的编纂都求大、求全。如今，随着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数字化技术的成熟，借阅古籍的便利度远超过往，不少古籍还化身千百，有了影印本、整理本、电子版，“包括宇宙、统会古今”不应再成为绝大多数当代大型文献编纂的重要目标。新编大型文献项目更应体现对文化建设的追求、对学术创新的探索，成书的形式也未必只是动辄几百上千册的纸质书，还可以是易于传播、检索的电子版、网络版。

斗罗之九尾魅狐日前，武汉大学宣布成立《民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据媒体报道，《民藏》将收集、整理历代与民本思想有关的文献史料，体量或达亿字。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到《复兴文库》，从丰富多彩的地方文献到蔚为大观的专题文献，近年来，各类大型典籍项目纷纷实施，众多文献得到系统整理，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利用都应坚持守正创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不断开拓新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闪耀出万般光彩，让凝结着先民智慧的典籍润泽当代中国人的生活。